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对于改善乳腺癌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肿瘤标志物作为检测和监测乳腺癌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在临床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辅助诊断、评估治疗效果，还能预测疾病复发，为乳腺癌的全程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什么是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是由肿瘤细胞合成、分泌或释放的物质，或者是机体对肿瘤细胞反应而产生的物质。这些标志物可以通过血液、组织或其他体液检测到，广泛应用于肿瘤的筛查、诊断、治疗监测和预后评估。理想的肿瘤标志物应具有高特异性和高敏感性，能够早期发现肿瘤，并准确反映肿瘤的负荷和生物学行为。

常见的乳腺癌肿瘤标志物

1. CA 15-3

CA 15-3是乳腺癌最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之一，主要用于监测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反应和疾病复发。研究表明，CA 15-3水平的升高与肿瘤负荷增加密切相关，尤其在晚期乳腺癌患者中，其敏感性较高。然而，CA 15-3在早期乳腺癌中的敏感性较低，因此不推荐作为筛查工具。在临床实践中，CA 15-3水平的变化可用于评估治疗效果，若治疗后CA 15-3水平显著下降，则提示治疗有效；若水平持续升高，则可能提示肿瘤复发或进展^[1]。

2. CEA（癌胚抗原）

CEA是一种广谱肿瘤标志物，也可用于乳腺癌的监测。其水平升高可能提示肿瘤复发或转移，但单独使用CEA的特异性较低，通常与CA 15-3联合使用，以提高诊断准确性。在乳腺癌患者中，CEA水平的升高可能与肿瘤的侵袭性和预后不良相关^[2]。

3. HER2/neu

HER2/neu基因过表达是乳腺癌的一个重要分子标志物，约20%的乳腺癌患者存在HER2过表达。HER2阳性乳腺癌具有侵袭性强、预后差的特点，但同时也为靶向治疗提供了依据。检测HER2状态对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目前，针对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有多种靶向治疗药物可供选择，如曲妥珠单抗（赫赛汀）等^[3]。

4. Ki-67

Ki-67是一种细胞增殖标志物，通过检测肿瘤细胞的增殖活性，可用于评估乳腺癌的预后。Ki-67指数越高，提示肿瘤细胞增殖越活跃，预后越差。此外，Ki-67还可用于指导内分泌治疗。在临床实践中，Ki-67指数常用于评估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并帮助医生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4]。

新兴标志物与多组学技术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兴标志物和检测技术被应用于乳腺癌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例如，cfDNA（循环游离DNA）片段组学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检测手段，已被证明在乳腺癌早期筛查和治疗反应评估中具有巨大潜力。cfDNA片段组学通过检测血液中的肿瘤相关DNA片段，能够早期发现肿瘤的存在，并实时监测肿瘤的动态变化^[5]。

此外，基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多组学技术整合，有望进一步提高乳腺癌的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效果。多组学技术通过综合分析肿瘤的基因、蛋白质和代谢产物，能够全面揭示肿瘤的生物学特征，为精准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肿瘤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肿瘤标志物在乳腺癌的诊断、治疗和随访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辅助诊断：虽然肿瘤标志物不能单独用于确诊乳腺癌，但结合影像学检查和病理诊断，可提高诊断准确性。例如，CA 15-3和CEA的联合检测可提高晚期乳腺癌的诊断敏感性。

治疗监测：通过动态监测肿瘤标志物水平，可及时评估治疗效果，调整治疗方案。例如，治疗过程中CA 15-3水平的变化可用于评估治疗反应，若水平持续升高，则提示需要调整治疗策略。

预后评估：某些标志物如Ki-67、HER2等可作为预后指标，帮助医生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例如，Ki-67指数高的患者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而HER2阳性的患者则可选择靶向治疗。

总结

乳腺癌肿瘤标志物是现代医学诊断和治疗乳腺癌的重要工具。从传统的CA 15-3、CEA到新兴的cfDNA片段组学，再到基于多组学技术的综合检测，肿瘤标志物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检测技术也日益精准。然而，目前仍没有一种标志物能够完全满足临床需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多种标志物联合使用，以提高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

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有望发现更多特异性高、敏感性强的标志物，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同时，多组学技术的整合应用也将为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带来新的希望，推动乳腺癌治疗进入更加精准、高效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Lopez-Gonzalez L, Sanchez Cendra A, Sanchez Cendra C, et al. Exploring Biomarkers in Breast Cancer: Hallmarks of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 in Clinical Practice. Medicina (Kaunas). 2024;60(1):168. Published 2024 Jan 17. doi:10.3390/medicina60010168

[2] Asef A, Mortaz E, Jamaati H, Velayati A. Immunologic Role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and Exosom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ystic Fibrosis. Tanaffos. 2018;17(2):66-72.

[3] Iotti, V., Ravaioli, S., Vacondio, R. et al. Contrast-enhanced spectral mammography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onitoring: a comparison with brea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reast Cancer Res 19, 106 (2017). https://doi.org/10.1186/s13058-017-0899-1

[4] Yerushalmi R, Woods R, Ravdin PM, Hayes MM, Gelmon KA. Ki67 in breast cancer: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potential. Lancet Oncol. 2010 Feb;11(2):174-83. doi: 10.1016/S1470-2045(09)70262-1. PMID: 20152769.

[5] Liu J, Li Y, Tang W, et al. Cell-free DNA Fragmentomics Assay to Discriminate the Malignancy of Breast Nodules and Evaluate Treatment Response. Genomics Proteomics Bioinformatics. Published online April 4, 2025. doi:10.1093/gpbjnl/qzaf028